个人网站和博客能够挣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可能你会想的问题是：
个人网站和博客怎样挣钱呢？
怎么经过WordPress用博客挣钱？
个人博客挣钱有哪些方式呢？
简略地说，一般个人网站和博客挣钱方式分为：
广告联盟(Affiliate Marking)
卖广告位(Sell Ad Space)
出售产品(Sell Products)
卖服务(Sell Service)
你还能够在你的个人网站和博客放置一些Google广告来赚些额定钱。当阅读者点击了Google广告，你就会取得广告费。Google 还推出千次曝光收益 (Revenue per thousand impressions)。也就是说，广告每曝光一千次你也会得到收益，不需要被点击。看看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账户
WordPress免费建站程序
一般的站长都是运用WordPress这个免费程序来建造他们的个人网站和博客，由于WordPress的功用强大，操作也是十分的简单(了解更多关于WordPress)。例如，假如你想添加一个会员的功用(免费内容和付费内容)，你只需要装置一个免费Membership插件就能够了。这个方法也是十分的简单，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你想要的功能基本上都能够经过装置插件来完成。虚幻私塾这个网站也是运用WordPress搭建的。由于用WordPress建站和使用都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时间专注在网站的内容编写上面。
互联网开展趋势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开展，上网和上网购物的人越来越多。你的WordPress个人网站和博客能够运用这个趋势来赚点额外收入。现实上，个人网站和博客赚到的钱也能够是挺可观的。这个行业在未来2，30年都是一直向上的。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花费时间和功夫的。关键是挑选你擅长的主题和爱好 (例如，虚幻私塾的专注的是分享：怎么搭建和使用WordPress网站，通过wordpress主题开发定制功能，而且经过它来实现自己的影响力和收入。
有核心内容的网站
由于用WordPress建站是我喜爱的和比较了解的(已经有10年的建站经验)，所以我就编写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咱们还制造了一些WordPress建站视频教程。由于这是我的爱好，就会乐此不疲的分享，做起来也不会觉得无聊，随着知识的增多自己也会更加的开心。
渐渐地，虚幻私塾就在这方面树立了影响力 。例如，当有人想用WordPress建立网站时，又或许他们想通过网站赚取额外收入时，他们就会想起咱们的网站。我是通过编写文章，发布电子书，制作WordPress视频教程来树立影响力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擅长的行业树立标杆(Become known for something)。就像虚幻私塾在wordpress建站方面一样。
总结归纳：一个有核心内容的网站是只针对某一群人写的(如，酷爱打篮球的人或喜爱跳舞的人)。在你的资源和力量不大的情况下，切记贪多.
原创内容和定期更新
搜索引擎是非常喜欢原创内容的。如果你想让你的个人博客容易被浏览者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你的博客内容必须是原创。如果你定期更新内容，你的博客才有浏览量和忠实的读者。这样，你的赚钱机会才大。只要你坚持原创内容和推广，你就一定有回报。
现在，微博，微信，和视频网站(如，YouTube/优酷)兴起，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来推广个人博客。底线是，如果你喜欢利用个人博客赚钱的过程和下点苦功，你就会有回报。
网站挣钱的办法
个人网站和博客挣钱不是一两天的工作。当你拥有了WordPress个人网站和博客，并渐渐有丰厚的内容和特定的读者时：
方式1 出租一些广告位
有些个人博客有出租一些广告位置。意思是说当客户付款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把他们的广告放置在我们的页面上。当你网站有一定的流量时，很多广告商也会来找你。(广告价格是跟你网站流量是密切相关的，阅读量越多，广告费越高)。
方式2：用Google AdSense赚钱
参加广告联盟(Affiliate Marketing)(Google 广告联盟，百度广告联盟)来推广其它网站的产品。如果你的博客每天有几百或几千个浏览者，你也会从Google AdSense赚到可观的收入。我们只把Google的广告放置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当浏览者点击了这些广告，Google就会付费给我们。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放置Google的广告和提供收款方式就可以了，其它的Google公司都搞定。
方式3：销售自己的商品
我们不但在自己的博客上推广别人的商品，我们还会销售自己的商品。比如我之前在网易云发布的一些付费的视频教程。
比如说：我还可以使用销售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等等。
当你开始在博客上销售自己的相关产品时，你会发现这是网上赚钱最快和最多的方法。
方法5：提供专业的服务 (免费和收费的)
当你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影响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对你提出问题，渴望你的解答。或者说你有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人可以花钱购买你的时间完成他想要实现的功能。免费的收费的按照你们之间的约定。
通过这种提供专业的服务，也能够让你轻松的实现挣钱。
How开始你的网店
第1步: 登记一个域名 (Domain Name)
第2步: 购买一个空间/主机空间 (Web Host)
第3步: 域名解析服务器的过程(DNS)
第4步：在服务器上安装amh面板
第5步: 安装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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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虚幻大学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biggbang/article/details/8102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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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5日星期五
陈峰：大富亦要大慧
一位日日要参禅入定、遁入空灵的企业家，推荐中国的CEO们最好向“国学”要智慧。
“大富大慧”的人生
当很多CEO们觉得自己无法安慰这孤独的心，睡下时辗转反侧时，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只要默念一二三，第三下就睡了。
陈峰说，这完全因为他懂得如何“放下”。
每到夜深人静，陈峰便参禅入定，遁入空灵。他说自己是“晚上出世、白天入世”。
不过白天他也喜欢盘腿打坐，陈峰也经常会找管理人员与自己一块打坐。
西藏智者认为：在静坐修持的最后，只要你尽可能地观想自己是一个最有成就、最有智能、最具慈悲的人，努力观想自己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那么，它将在你心中留下深强的铭印，在未来达成你的目标。信奉佛教从开始静坐一直到结束静坐，你经历了一连串非常特殊的心智锻炼活动，很像一名足球选手每天上体育场训练一般。到了你娴熟静坐修持的境界，你的心，以及经营事业的反应能力，都将如同职业运动选手般强健、敏捷、坚定。
这听起来有些玄，陈峰却深以为然。
事实上，陈峰除了信仰佛教外，对儒学、道学也都很推崇，“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外国人没有准备好，中国人也没有准备好。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的CEO们必须有全球的视野，以国际化的标准管理企业，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好智慧的准备”。
陈峰向CEO们推荐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的《菜根谭》。日本的管理者在进入高层前必须做两件事，就是学习禅定和熟读《菜根谭》。“外国人尚且这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来提升自身修为呢！”
问起他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满意，他说：人能投生到尘世中，如同大海中的一只乌龟，一百年才从海底游到海面，找到一个木头洞，钻过去才能投生。人生难得，更何况是富贵人生，而今已得，很开心。
“深明大义”的学习委员
记得一次《中外管理》杂志记者去海航时，适逢《乔家大院》热播，由此在管理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晋商文化的小风潮。
陈峰也是山西人，他说：他的血液中就流着晋商精神，晋商精神应该成为全球工商界的商业精神。
同时，陈峰把晋商的商业原则送给了CEO们：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利制利。
陈峰的老师、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孟子旁通》中专门谈到了“利”，他说：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做学问是为了求利；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修道的人，看起来与世无争，却是世界上最讲究先求自利的人。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
获大利，必先有大义。
“深明大义”的陈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圈子里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的身份。这事得从2004年说起，那一年，十位有着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到欧亚开会，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什么不能经常坐在一起做些更自由更深入的交流呢？
基于共同的愿望，2005年3月20日，金鼎俱乐部成立。会员企业有万通集团、新希望集团、四通集团、海航集团、重庆力帆、恒基伟业、金花集团等。陈峰被选择为理事长，他的主要责任就是抓学习。
陈峰说：纵观中国工商精神，所缺憾的正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贫弱。海航一万多人，勤勉的人很多，然而，承古先贤人的大志向、大胸怀、大智慧、大作为的人太少。这不仅是海航的缺憾，也是中国整个工商界的缺憾。
很快，陈峰把国学大师南怀瑾请来为会员讲座：何为中国文化、如何学习中国文化、怎样读书、何为事业、工商界如何做事业、如何做领导。
为了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精神，陈峰还不失时机地把索罗斯推到金鼎俱乐部会员面前。2005年10月15日17∶15，第一次踏上海南的索罗斯从新闻发布会现场一出来，就被请进了旁边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的是金鼎俱乐部的会员们。
尽人力顺天命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航者，必然遇到各种风浪，如何面对呢？陈峰的回答也非常轻淡：“尽人力而顺天命。天下最大的力莫过于慈悲心力，真正去发善念为社会、为他人做点事，就会有心想事成的力，就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在陈峰看来，“众生看果，菩萨看因”，如果大家都有看因果的智慧，很多事做起来就会小心多了，很多事就不敢乱做了，也就没那么多CEO会身陷危险的旋涡中不得解脱了。
食气者寿
采访那天，陈峰吃得很少，热情礼让每一个人。随和的大笑，甚至显出一点玩世的感觉。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吃鱼。每天午夜子时才睡，早晨四五点钟起床。
陈峰觉得一生太短暂了，睡那么多觉太可惜了。
“你的能量为什么那么高？”
“中国有句古话，气满不吃食啊。食谷者弱、食肉者病、食气者寿。”陈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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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个叫“苏丽”的小女孩（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纪念一个叫“苏丽”的小女孩
此文百度搜索结果有二万条，震惊全国
1991年1月18日，《人民公共安全专家报》二版有一篇令人咋舌的消息：1990年12月10日下午，(青海省)西宁市兴海路兴西居委90号3岁的幼女苏丽因抓吃鸡食，被她母亲用针和膨体纱线将嘴缝住，并罚跪搓板长达1小时之久……
时隔两年，1993年3月10日凌晨1时许，小苏丽突然在其家中死亡……1993年3月2日中午，瘦骨嶙峋的苏丽躲在屋角的旮旯里，羡慕地看着比她大一岁的哥哥躺在妈妈怀中撒娇。
“妈，咱们好久没吃红烧肉了，啥时候再吃呀?”白胖胖的苏超噘起红润的嘴唇——同是妈妈燕志云的亲生骨肉，但他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被视为家里的“小皇帝”。
“好儿子，走，买肉去，下午妈妈就给你做红烧肉吃。”燕志云说完在苏超胖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一日，然后看也不看蹲在角落里的小苏丽，领着儿子锁上门走了。
丽丽踮着脚，从大门上的小洞里看着妈妈和哥哥那亲热的样子，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她就在门上的小洞里向外看着，当她看见邻居冶阿姨走来，赶紧以哀求的口气朝外喊：“冶阿姨，丽丽饿。”
冶阿姨看了看门上挂着的铁锁，俯下身子，从门上的小洞里望着丽丽血泪斑斑的小脸，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她叹了口气，询问道：“丽丽，妈妈又打你了?”丽丽轻轻地点了点头。冶阿姨的眼睛潮湿了，赶紧转身向家中走去。
丽丽听到冶阿姨远去的脚步声，立刻跑到后窗户前，双手握着横在窗框上的钢筋，踮着小脚期待着。不一会儿，冶阿姨将一个馒头从窗户里递进去，丽丽几口就把馒头吞下了肚。冶阿姨望着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心痛地把手伸进窗户，在丽丽的头上抚摸着……
燕志云和苏超拎着肉回来了。丽丽看着哥哥手中的雪糕，听着他津津有味的吸吮声，她舔了舔嘴唇，不由得直咽口水。
“滚一边去!”他*的一个巴掌扇到她脸上。看着妈妈脸上凶狠的样子，丽丽退缩到属于她的那个角落，蹲下去低了头，委屈的泪水又滚出了眼眶。
燕志云精选了一些瘦肉，把肥肉放进锅里熬油。阵阵扑鼻的肉香、油香袭来，饥饿的丽丽一个劲地咽着口水。5岁半了，她从来没吃饱过肚子。
借妈妈出去上厕所的机会，丽丽再也经不住那香味的诱惑。她怯生生地一步一步挪到炉子边，贪婪地吸吮着扑鼻的热气，然后小心地用勺捞起一块肉渣，用颤巍巍的小手举到嘴边，轻轻地吹了吹，迫不及待地送进了嘴里，好香啊!她舔舔嘴唇，又捞起一块大一点的肉渣……
“死丫头，馋死你了。”妈的声音像炸雷在她头顶响过，送到嘴边的肉渣和勺子被打落地上。燕志云一把揪起女儿的头发，用力将丽丽的头向墙上撞去——对丽丽来讲，这是常事了，长期的经验告诉她假如哭出声音来，妈妈会打得更凶。她强忍着剧痛，流着眼泪，任凭妈妈肆虐。
气喘吁吁的燕志云将女儿残酷地折磨了一阵后，仍觉得不解气。她一下子看到正在沸腾的油锅，再一次揪住丽丽的头发，一翻手腕，使丽丽头朝天，然后拽过一块抹布，围在丽丽的胸前，用大腿夹住丽丽的身体，一只手捏开丽丽的嘴，一只手舀起一勺滚烫的大油，向丽丽的嘴里灌去……
“吱啦——”丽丽的嘴边升起一股白烟。
“哇——”很少发出哭声的丽丽一下子迸出了撕心裂肺的凄惨哭声。丧心病狂的燕志云将女儿的嘴捏得紧了，从丽丽嘴角流出的油水、血水染红了她肥大的手掌，一滴滴掉在地上，丽丽拼命地在母亲腿间挣扎……
当晚，在妈妈和哥哥吃饭时，丽丽和往常一样端着自己的小碗挪到母亲身边，从那焦黑的小嘴里艰难地挤出低低的声音：“好妈妈，丽丽要吃饭。”燕志云没等女儿把话说完，就冲她厉声嚷道：“今天没你的饭，看你以后再嘴馋。”说完看也不看丽丽一眼，开始大口大口地嚼肉。
丽丽无奈，一步一步地又挪到墙角，蹲在地上，用脏兮兮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疼痛难忍的嘴唇和下巴，眼泪“吧哒、吧哒”地滚落下来……
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丽丽都很少吃东西。9日下午，她一连拉了五六次肚子。燕志云不仅没带丽丽去医院看病，反而揪拧丽丽的耳朵，痛斥道：“死丫头，该死啦，一天拉那么多。”说完，顺手抄起一根竹棍朝丽丽的臀部、腿部狠狠地抽打……
晚上，遍体鳞伤的丽丽被阵阵的疼痛折磨得坐卧不宁。无尽的痛苦使她泪流成河：爸爸2月份就到山东打工赚钱去了。其实就是爸爸在家里，丽丽也同样摆脱不了遭毒打和忍受饥饿，爸爸下手有时比妈妈还狠呢。丽丽最盼望居委会张奶奶来她家，每次张奶奶来都先给她东西吃，然后还要关心地问这问那，就像妈妈对哥哥那样好。但她不敢和张奶奶说话，妈妈凶狠的目光无时不瞪着自己，她只能含泪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张奶奶慈祥的面孔。
丽丽感到口渴难忍，便以乞求的声音对妈妈说：“好妈妈，丽丽渴，丽丽想喝水。”
正在看电视的燕志云不耐烦地骂道；“你的麻烦事真多。”边说边将半杯水递给丽丽。丽丽只喝了两口，因嘴角和腿上的疼痛袭来，她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啪——”一记耳光又甩在她脸上：“死丫头，尽折腾老娘。”
丽丽捂着脸倒在床上，含着眼泪悄悄地睡了。10日凌晨1时左右，她蹲在痰盂上撒尿，突然“咣当”一声，丽丽的一句“妈妈”还没喊完，便永远倒在了地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还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她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她的眼腈再也看不见了，她的嘴巴再也不会说什么了。
可怜的小丽丽死了。燕志云为躲避人们的指责，赶紧扒下尸体上的破烂衣裤，匆匆套上丽丽生前最想穿而从未穿过的新衣裤，但是，她残害、虐待女儿的罪恶是无法掩盖的。
当验尸的公共安全专家人员解开丽丽的衣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5岁多的孩子身高不足95厘米，一道道肋骨似乎要将那层薄薄的肉皮顶破，屁股上的两块骨头高耸着，黄稀的头发被揪拽得长短不一；丽丽的身上除了脚掌外，再也找不出一块没有伤痕的地方，有的地方甚至溃烂流着脓水；她的嘴唇和下巴被烫得翻了皮，手脚指甲因严重瘀血变得乌黑，就连孩子的外****也是伤痕累累。在丽丽家，公共安全专家人员还从衣柜下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丽丽生前铺过的一张绒线小毯子，上面留有斑斑血迹——谁能相信这些“杰作”竟出自丽丽的亲生母亲燕志云之手?
“罪孽呀!简直是罪孽!”西宁市兴海路兴西居委会的治保调解主任张育英(即前面提到的张奶奶)看到这一幕，禁不住落下了眼泪。她不禁联想起两年前丽丽被缝嘴的那幕情景：
那是1990年12月10日晚，邻居少女马秀青到燕志云家去借电路保险丝，她一进门发现丽丽跪在搓衣板上，燕志云极力用身体遮挡她的视线。马秀青早就耳闻目睹过燕志云虐待小女儿的行径，今天燕的反常行动引起她的怀疑，她猛地推开燕志云；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年仅3岁的丽丽嘴上被膨体纱线缝了4针，黄色的线被鲜血染红，打了结的线头还长长地垂挂在嘴边，丽丽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将前胸都浸透了……
“你，你这是干什么?”17岁的少女马秀青心惊肉跳，不忍再看下去，说话时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这个死丫头，背着我吃鸡食，你说那东西多脏。我缝住她的嘴，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偷吃。”燕志云不屑一顾地说着，“你不要告诉别人，我马上就把线拆了。”说完，燕志云抓起打结的线头，用力将线抽出，只见丽丽的嘴唇血流不止……
这残酷的一幕惨不忍睹，马秀青扭身跑回家中，趴在床上大哭起来。马家人一问原由，又惊讶又气愤，立即向街道居委会反映了这一情况。
居委会的张育英等人赶到燕志云家，只见身体瘦弱的丽丽神情萎顿，脖子上两处被掐得瘀血，鼻梁与脸颊上有四处青紫痕迹，上下嘴唇有4个明显的点状瘀血斑。更使人伤心的是，数九寒天丽丽穿的是破烂不堪的单衣裤，脚上穿的是凉鞋。当张奶奶脱下她的凉鞋，发现丽丽的双脚冻得红肿，脏兮兮的袜子被脓血粘在脚上，怎么也脱不下来……
燕志云因3岁的女儿偷吃鸡食而缝住女儿的嘴，这恶行一时轰动了青海高原，《人民公共安全专家报》、《青海日报》、《西宁晚报》都作了报道。人们纷纷谴责燕志云。按理说，她应该有所醒悟，有所收敛，谁知两年多来，她仍然惨绝人寰地虐待女儿，甚至更加变本加厉。
街坊们不止一次劝阻过燕志云虐待女儿的恶行；居委会的干部们快把她家的门坎都踏平了，好话赖话也说尽了，但一切仍是徒劳。可怜的小丽丽最终惨死在她的手下。
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气愤地问：燕志云究竟是个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虐待、折磨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燕志云今年32岁，原是青海省西宁市民族鞋帽厂的合同工，丽丽是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的。为了逃避单位给她的处分，丽丽刚生下来，就把丽丽交给刚生孩子的弟媳喂养。40天后，她在西宁市南川地区找了个保姆，把丽丽送到了保姆家中。但是，纸包不住火，一年以后单位了解到这一情况，将她辞退。从此她便整天呆在家中，丽丽也从保姆那儿回到了她身边。
燕志云丢了工作，就拿丽丽出气。当时丽丽还不到两岁，生理上还没有形成自理大小便的能力，经常在床上和裤子里拉屎拉尿。就因为这，燕志云无情地毒打女儿，并狠狠地捏掐丽丽的****，不掐出血来绝不松手……渐渐地，时时抱着恐惧心理的丽丽大小便失禁了，有时燕志云对她大吼一声，她都会吓得拉一裤子屎。
假如燕志云对女儿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诱导，再辅以必要的治疗，大小便失禁的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作为母亲的燕志云却对女儿不停地毒打，并且对丽丽限食、限水。燕志云规定丽丽吃饭时必须自己手捧小碗，到她面前说“好妈妈，丽丽要吃饭”后，才给她盛饭，否则不给吃饭。假如丽丽因“不听大人的话”而惹“大人生气”，则要受罚，这一天她任何东西都吃不到。
丽丽每天只吃两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或两小半碗面条，常常被饥饿折磨。有一次她在玩耍时碰见冶阿姨，便对她说：“阿姨，我饿。”冶阿姨看她那可怜的样子，从自己家中拿了馒头给她，她刚咬了两口，就被燕志云发现，燕一把夺过馒头，扔到地上，用脚踩碎后，又一脚将丽丽踢倒，还把冶阿姨骂了个狗血喷头。从此，燕志云不再让女儿走出家门一步。
因为饥饿，丽丽不止一次跪在妈妈面前乞求：好妈妈，给丽丽吃饭，丽丽饿，丽丽以后再也不尿裤裤了，丽丽今后一定改。但是，她的乞求换来的却是白眼；因为饥饿，她偷吃馍馍被燕志云发现后，用小锤砸她的手指和脚趾；因为饥饿，她抓吃鸡食被缝嘴；因为饥饿，她偷吃油渣被灌热油……狠心的燕志云宁可将好端端的白米饭喂鸡，也不给丽丽吃。
两岁开始，丽丽的衣裤都是自己洗。冬天，她的小手被冻得像个小胡萝卜，而且裂开的伤口时常流脓淌血。就这样，她的小手还常常要遭母亲的毒打。有一次，她去倒痰盂，不小心在公用厕所的冰碴上跌倒。好心的街坊扶起她，送回家中。丽丽随即遭到一根竹条的无情抽打。小丽丽身上的伤痕新的摞旧的，从未好过。严冬来临，丽丽除了遭毒打，受饥饿外，还要忍受寒冷的侵袭。青海高原的冬季是严寒而漫长的，平均气温在-10℃左右。丽丽家的3间屋子里，南面的两间都架着煤球炉子，但这两间属于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都嫌她“臭”，不让她进那两间屋子，丽丽只好一个人蜷缩在阴面又冷又潮的小北屋里，身上盖的是一床薄薄的婴儿被。
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当爹的也同样。丽丽的爸爸忙于在外赚钱，一有闲暇只顾和儿子亲热，给予丽丽只有无情的斥责和殴打。去年的一天，丽丽在厕所里蹲得时间长了一些，他就冲进厕所，将女儿连踢带打拖回了家中。燕志云缝了丽丽的嘴遭人谴责时，夫妇俩好像没当一回事。
在采访中，我们还为燕志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法盲感到悲哀：当别人一再劝阻她不要虐待孩子时，她拿出泼妇骂街的本领嚷嚷道：“我自己的孩子，我愿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管不着!”进了收审所，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过之意，认为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丽丽”给她找的麻烦，她甚至不解：打自己的孩子算犯法
愿小苏丽能往生到一个快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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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心安何处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总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当中国经济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自己：心安何处？
开始，是我们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实现自我价值！然后，在某一晚办公室落地窗外星光与华灯的交相闪烁中，我们忽然瞥见了无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们已经沦为不留在这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当火热的爱情在婚姻里变得温吞吞，我们再次意识到，正如从自己身上无法获得安宁，从另一个人身上也无法找到喜乐……
让我们回到那句朴素的俗语里吧——“心安是福”。古语依然智慧，只是问题已经改变，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安之所的传统文化，濒临分崩离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农业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下仍会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
而中国的复杂在于它几乎总是最复杂的那一个。人们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个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经认识到终极事物不可替代的价值，已经飞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让个体在多变的现实面前拥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却依然不得不低头看着脚下，解开捆绑的带子，那带子下面坠着沉重的包袱，里面装着民主参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义的触角甚至一直没有放弃对精神领域的塑造与控制倾向。
现实种种，让“心安何处”叩问温饱之后的中国人，嗡然震颤每颗渴望幸福的灵魂。
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
文 甄静慧
每当华灯初放，霓虹迷离闪烁，属于都市夜归族的“生活”才刚刚从暮色中开始。Diaan总爱在加完班的夜晚走进深圳那一间间藏在城市迷人灯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换盏，无非为卸下白天的疲惫和面具。
曾记得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不过是大鹏湾畔一小镇，生活悠闲而不起眼。然30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争相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昔年小镇也成为了高楼林立的都会。
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
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中产”的焦虑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超过50美元/平方米，堪比纽约。2005年，高林应聘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
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
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有少努力。
“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
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
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价值裂变的时代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
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19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灵危机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
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
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
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
“烦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
寂寞都市的关系危机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
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个人都谈笑风生，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上班戴着面具，回家孤单一人。加班的夜晚，无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虚，她就唤上两三个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满大街都是这样寂寞的都市白领，只是他们全副武装，轻易看不出来。
近10年，许宜铭每年花大半时间呆在中国大陆，他发现这里的人与台湾有个很大的差异。“即使两人之间关系多么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防范，并不倾心信任。”他相信这与“文革”留给中国的民族创伤有关。“‘文革’冲击的是华夏文化的根。儿子检举亲生父母，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这给中国人深层的人际关系留下了浓重阴影，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两代人。”
在近30年物质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尝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个家庭内部争家产，大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利益争夺，物质始终放在首位，‘关系’都是被牺牲的。” 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说，“亲情、友情极度疏离。”
但偏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社会的连结，从小习惯了对比，每个人都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获得存在感。因此，中产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乐部来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开心网，通过鼠标点击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无聊的游戏，但城市精英乐此不疲。“好友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企业老板。”这些小游戏实际上是一种透过网络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满足服务，让人间接短暂地实现与他人的连接，从而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不少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颇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无法在群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上放弃生命的不归路。”韦志中说。
一个单调无聊的网络小游戏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关系危机的要害。
公务员的幸与不幸
当韦志中郑重提到，“我们正身处一个中产阶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危机时代’”时，如果说还有相对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务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曾对沿海某省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作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在工人、农民、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和城市贫民七大群体的综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继而是城市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其次是农民。
从大方向看，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关系，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产与富有阶层；但在几个中高收入层次群体内部，这一表征却不明显。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与社会保障上的缺位，无相当收入基础的国人很难谈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追求物质的方式满足幸福感，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仍然有效，只是当群体的收入达到一定层次后，效果不再明显。
“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影响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韦志中以物质财富追求的幸福阈限说来分析这个现象，“当实际的物质条件跟通过物质获得幸福感的心理阈限差距越大时，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振荡会越大；而一旦接近这个阈限，物质财富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最终失去感觉。”
“幸福感严格来说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邢占军说，这些年公务员群体一直在各类幸福感调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与其实际收入并无必然关系。
“稳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务员对现状普遍满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岁的杨迈在广东某市级财政单位呆了8年。要谈公务员的“幸福”，他有点无奈。“考上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别人在为事业拼搏、跳槽的时候，我8年如一日领一份白领级的工资，没升过职、没调过岗，现在还是底层科员。”
杨迈形容公务员是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不会暴富，也饿不死。你浮躁也没有用，奋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劲。只能放慢步伐，慢慢来。没有太高的期望，就少点失望和焦虑。”
快与慢
“放慢步伐，慢慢来”，也许就是“幸福”与“不幸福”的分野。
“当物质满足到达幸福阈限，放慢脚步，停下来思考、转型，将工作的目的从‘物质追求’向‘享受过程’转变，那么真正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就呈现了。”韦志中表示，这样的目标听似很空泛，却可以与现实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的目标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学而受益。那么这两年我就大幅减少心理咨询个案的接待，转而做更多的社会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又如一个建筑设计师，可以把目标由赚更多的钱，转变为让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谐、宜居的概念，把这个目标融入自己的设计当中。”
一个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况东方文化向来有自我施压的传统，什么卧薪尝胆，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目标远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标与现实失衡，就是灾难性的打击。
外企和广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节奏，让白领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相继陷入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危机之中；公务员的慢，却让杨迈有时间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合理距离，避免卷入焦虑的漩涡——当然，这也不过是仅限基层公务员的小“幸福”罢了。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在飞速发展，也需要继续保持腾飞的速度，中国社会慢不下来，作为最具创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产阶层也不可能真正慢下来，他们只会嫌自己不够快。
也许焦虑和抑郁还会继续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国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掉转型期的精神阵痛。但这样的精神转型，更像是听天由命的时代。有人转型成功，从此笑傲江湖；有人变成了患者，走进精神病院；更有人纵身一跳，了断了自我。
“然而时代的发展不容许听天由命。所以接下来几年，最可能是中国宗教和心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焦虑的人群需要积攒心理资本，寻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灵的皈依。”韦志中表示，“而中产阶层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辩证思考能力，才能保证社会发展不会偏差。”
一个时代，一种解决
——专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
文 刘 阳
“我曾经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学二年级时想过自杀。”童年留给杨凤岗博士的最初记忆就是“文革”中父亲“靠边站”成了走资派时被批斗的场面。自己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受同学欺辱便时常逃学，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入学后看到周围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很是厌烦，感觉人活着实在没意思。“支撑我活下去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我白活了十六七年，尽管不幸福，但还是应该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人生的趣味和意义。首先找到了诗，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诵唐诗宋词，阅读外国诗、现代诗。不但读，还每天写，希望在诗中寻找美的感觉。但诗人、文人自杀的消息不时传来，这种反差使得一个青年开始对美而不实的东西产生厌恶。暑假时独自留守宿舍的杨凤岗，转而到哲学中寻求真实，坐在蚊帐中把头探出来，入迷地阅读黑格尔和康德的原著。
那时节，大学里自由而热闹，以至于所读专业是政治教育，毕业时发的竟是法学学位。后来在南开大学专攻西方哲学史，硕士论文探讨的是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由此从对于真的追求进入对于善的探求。1989年到美国后转读社会学。2004年开始，杨凤岗与国内学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应邀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讲座。
从1980到2010
《南风窗》：许多人在寻找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时，往往愿意追述1980年代。那一时期在您的记忆里是怎样的？
杨凤岗：1978~1989年，从我上大学到读研究生再到参加工作，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抢回在“文革”中浪费的光阴，另一方面经受着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断冲刷。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声感叹引发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会听到讨论的声音。这场全国性的青年大讨论后来转移到《中国青年报》上，主题也明确为有关“人生精神支柱”的讨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金钱、名利、抑或某种崇高理想？与此同时，人们争相传阅一部部颇富争议的文学作品，一首首朦胧诗让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弃那些扼杀人性的既定规范。
《公开的情书》在探讨友谊、爱情、社会现实的同时，不失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人啊，人！》让我们猛醒，必须摈弃摧残人性的兽道主义，拥抱人道主义。《晚霞消失的时候》让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蕴藏着高深智慧。萨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狱”曾经显得那么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秘密，而尼采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过难以名状的共鸣。这股浪潮既带来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保持了理想主义的追求，总的来说，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冯骥才有篇小说叫《感谢生活》，可以用来形容我对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候，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秋季转学后，有3年时间我基本没读中文，既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是想彻底清理此前的思维惯性，更新思维方式，类似于电脑的格式化。
《南风窗》：您什么时候重新恢复与国内的联系？当时的社会氛围如何？近年来，您有什么新感受？
杨凤岗：1994年我第一次回国，社会氛围给我的感觉就像民谣里唱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当时，面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急剧恶化，一些清高的学者倡导“走向边缘”，躲进书斋。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没法子，只能更关注现实，为此还搜集了一批气功大师的传记，想弄明白他们怎么一下子就那么“火”起来了。
人是有多种需求的动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长期压抑或得不到满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间，虽然一切宗教和所谓“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为普遍和狂热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很多人创造性地宣泄了宗教情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气功热。
许多流行一时的气功流派1999年后被停止公开活动，一些人放弃气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寻出路。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从2000年开始，我着手在国内从事系统的宗教社会学调查研究。这时，城市里的基督教会涌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或从事商业管理的人。这无疑是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适逢其时。
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
社会失范的必然与制衡
《南风窗》：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学和法学先后大热，但同时群体性事件增多、自杀以及恶性杀人案增多、官员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断发生，GDP高了，幸福感却降了。人们认识到，中国似乎进入了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规范失序的状况。而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如何看待并理解这个过程？
杨凤岗：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学虽然也热起来了，短期内建立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法律的实施在社会上遇到重重障碍，法的精神远未被社会大众甚至精英所接纳。因此，中国的律师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职业。这些法律的问题不可能在法学本身获得解决，而需要做社会学的理解。
欧美等国在以市场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规范的失序状态。这种失范发生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会从一套价值观跳跃到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或者在多个不同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无意义感中。
现在，不仅整天为求职和保职担忧的底层民众心中没有平安，那些赚了钱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学院，几年前他就对我说：“我这个学院不用教给人们怎么赚钱，而是帮助赚了钱的人寻找心理的平安，赚了钱而想自杀的人太多了。”位子已经很高的官员也缺少安全感，因此才会时有所闻官员烧高香的事情，昨天他还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立志大有作为，今天就会陷入贪污腐败和豪赌妄为之中。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乱象和违法犯纪事件并不独特。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之后，必然会冲破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冲毁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与欧美现代化过程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缺少强大的信仰传统。欧美的现代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发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轮的宗教大复兴在先，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紧随其后，信仰的更新为经济发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为物质发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这样，现代化过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失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史无前例，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更为严重。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缺少精神方面的社会制衡机制就更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野蛮性以巨大的能量奔腾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从五四以来，一些中国文化精英曾经设计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伦理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主义代替宗教，总之就是不喜欢宗教，竭力找出个替代品来。但是，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验表明，替代品终归是替代品。纵观中外社会历史，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哲学和主义都无法为人们遵循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提供内在动力和根基，也不能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稳深锚和努力方向。
《南风窗》：去年底有媒体盘点，近1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活跃。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每年发布《宗教蓝皮书》。
杨凤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农村迅速传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万，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00万，去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发展速度惊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宗教大复兴。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和准宗教都在复兴，包括气功热、建大佛修大庙热，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公祭热、儒教热、民间宗教热等等。
当然，中国人口基数大，总体来说仍然是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状况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德伦理需要灵性的深层根基。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若想提高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和健全公民社会很重要，获得真实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径。
三色市场的暗潮涌动
《南风窗》：但现实有时却像顺口溜里说的，在中国“左派不公正，右派无自由，信徒不慈悲”。人们信的挺热闹，但是道德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
杨凤岗：目前，宗教难以发挥出社会伦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业庸俗化的影响，比如广受诟病的少林寺现象。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瓶颈是现行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严重供不应求，虽然已经恢复和修建了很多场所，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数量。限制信徒自发组织活动和修建教堂，结果并没有减少信徒的人数，而是致使宗教“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场：有合法场所的宗教红市，有被政府取缔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还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制衡和调节，因为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单靠熟人社会的群体压力，更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自觉动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选择才能体现自主意识，没有自主意识，也就很难有自觉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呼吁：“为了社会伦理道德，请为宗教组织松绑！”
《南风窗》：您对宗教三色市场的分析，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2006年度唯一杰出论文奖，近年来备受关注，但国内读者普遍陌生，能否请您再略做释义？
杨凤岗：这三个宗教市场，每个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首先，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因为总会有人为了信仰而不顾身家性命。其次，从事非法的活动，其风险代价毕竟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红市得到满足，又不愿意进入黑市，人们必将另寻出路，即从事灰市交易。只要红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压，灰市就必然出现。第三，管制越严，灰市越大，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个宗教组织定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却未必能够消灭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门的衍生。比如，从1980年代就取缔了一个叫“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现在却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并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东方闪电”等新的膜拜团体。红市也并非自由市场，红市上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受到一定限制。《宪法》第36条规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具体执行中，在别国视为正常的活动在中国会被视为不正常，在某地视为正常的活动在另一地会被视为不正常。如果说宗教红市和黑市毕竟还算有一定的法规或条例可用，但执法者对于灰市里的东西则基本上无从下手，让各级干部甄别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这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职能范围的。
近年来，中国宗教市场里暗潮涌动，甚至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红市里的一些宗教协会或地方组织时有惊人举动，挟持某些政策谋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一些宗教团体获得政府某些部门的扶持，虽然可能会带来一时一地的短期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隐患，实际上不利于宗教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门派气功被赶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转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间宗教例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庙和陕北榆林的黑龙大王庙，被政府批准收编纳入红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区位，又有新的供给者变换名目来填补。
其中，特别是以文化、科学的名义出现的东西最障人耳目，结果造成当今巫术盛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迷信绝大部分可归为巫术，巫术猖獗，不利社会。因为与宗教群体信仰不同，巫术本质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缺乏社会伦理道德功能。
追求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群体，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美国的新移民宗教，现在则在普度大学经常讲授“宗教在美国”课程，请问美国的宗教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杨凤岗：在美国，古今世界各地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几乎都能找到虔诚的信奉者。总有一些人听信异端邪说，但不需政府出面，那样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竞争中要么自生自灭，要么维持在很小范围内，难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韩国的“统一教”曾兴盛一时，教主文鲜明1970年代到美国传教时一度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主持的为数千对甚至上万对男女进行随意配对的主婚仪式引起美国社会和政府的震惊。然而在正统宗教的有力竞争和批评声中，尽管该教至今仍被允许合法存在，但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大影响。美国还有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科学”教派，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灵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张不看病不吃药，一切靠祈祷。这个教派至今已有130年历史，但信徒人数一直有限，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亚当·斯密早就从学理上说清了为什么宗教教派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大规模的宗教暴力冲突。关键就在于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没有哪个宗教能够反过来操控政府。美国是最早用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各宗教只能靠理性劝说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时常经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的竞争和批评，宗教市场发挥出了自律调节作用，因此可以在总体上健康发展。
《南风窗》：不久前《中国日报》刊登文章称，现在是中国从制度上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与合法安排的恰当时候；国家财政不应资助任何宗教；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源于前苏联，不适应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应该改革；家庭教会的产生不能归结为西方的阴谋；国家不应以“正常的宗教”为由进行宗教裁判等。这是否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政策调整的信号？
杨凤岗：面对我前面提及的诸多问题，体制内一些头脑清醒、有责任感的人在呼吁调整宗教管理制度，但也有声音主张向中国古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学习。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假如一味向后看，往内看，帝王统治术读多了，陷入前现代式的思维不能自拔，只能阻碍和延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这是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只会制造更多问题。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往远看，向前走，逐步增加开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俗语说，心安是福。您是否满意自己的现状，是否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最后，也请您展望一下中国人寻找心灵平安的前景？
杨凤岗：我虽然在上大学时一度悲观厌世，甚至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一路走来，现在感到很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和谋生的职业，达到了高度合一。跟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三合一。当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以往看似偶然的经历或磨难，其实都是必要的锻炼，跟周围各样的人打交道给我带来了各种必然的祝福。在一些紧要关头，原以为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但回头看，很多东西远非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因此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天成。对于一个原本研读哲学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有点奇怪。但是，信仰的确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生和社会，让我既能面对社会现实，又能看到人生的意义，心中有种特殊的平安。
我个人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前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虽然很多事情难以预料，突发事件可能改变历史，但中国的信仰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让我感到乐观的原因所在。
我们都 “被信仰” 了？
文 李向平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如何给祖国拜年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
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
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人俗国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
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
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种改革
朱学勤曾认为，30年中国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80年代中后期开明官员与激进学者的合作，一种是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近年来公权力的正当性建构路径来看，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改革，即公共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30年的中国发展，把理想主义与世俗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无疑就为了证明这一改革起点的正确。迄今，经济发展了，但对此起点的正当性证明远未结题，“三信危机”尚未解决。
经济发展的现实，变成了国家正当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国家视为神圣崇拜的对象。经济发展成为神圣的证明路径，给国人以意义深远的信仰要求。国家祭拜由此也会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给祖国母亲拜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要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权力神圣化的信仰仪式。所以，官方指示给祖国母亲拜年，似当为权力整合信仰，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此当为第三种改革初露之端倪。
针对此类中国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术语，实难捕捉中国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那种纠结与合作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制度关系，表现在哪？国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是西方术语中的政教关系。这既非国家，亦非宗教。它们却是信仰，权力信仰，文化或习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奥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国家、政道之设教。这在表面上是一项行政性任务，官意凌驾于民俗，公权规制了信仰，本质上则是建构国家正当性的一条路径。这些年来，官方管理文化，组织各种国祭、公祭，号召学生读经、国庆60周年长跑；而学术界不少国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间脉脉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国民国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为国捐躯者为神圣，为国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国家者当然就是国教了。由此观之，缘此信仰惯习的国家，实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国教的。能够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国，缘何还多此一举、复兴国教呢？只是那些国教提倡者们，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样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这些都有一个指向：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应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则是中国人源自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那种普遍焦虑。为此，一项项活动，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无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诚然，国家需要信仰。然其与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实，信仰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种，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种。国人不知其异，以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虽然它们的制度分割与实践取向，会给中国人带来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实践的现实里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多很深层的混淆。
比如，对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实践方法；对国家的信仰，则是牺牲的逻辑，其间有差别。牺牲逻辑可以替换，信仰却不能。尽管20世纪中国曾有多种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难免有为国牺牲者提供实践逻辑的被信仰要求，使伦理、科学、美育、哲学、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构为国家信仰的共同体，牺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牺牲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转换了。
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的转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被单位组织、中国民间资源被政治动员、中国人心被主义改造，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体，把国家置换为信仰，把国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公权力能给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认同。而我们正忙着信仰的，大多是一个很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国人心安何处？传统方法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社会的要求则是：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温州商人的财富观
文 石破
2010年1月30日晚，著名女高音奚秀兰在温州大剧院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虽然她的声线已不如年轻时，但她仍很兴奋。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募捐来的款项将用于救治贵州山区威宁县石门坎的100多名白内障患者。演出结束后，奚秀兰特地从自己的酬劳里捐出了5000元。她意犹未尽，对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蔡小林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通过经纪人，就不要这么多的费用了。”
老板不能只会洗脚
蔡小林是华福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他说，这个由20名温州企业家组成的基金会，源自于“温州企业家团契”，而该团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们“共享资源，分享经验，心灵痛苦的时候互相抚慰”。
温州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名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人们对这个群体褒贬不一。温州人爱行天下，如今他们已然“商行天下”，但你仍能看到有的温州老板在一些正式场合大声喧嚷，有的热衷于包二奶，为吃一顿饭花费上万元而自豪，有的仍有行贿行为、搞合同欺诈。“温州炒房团”全国有名，他们炒热了全国的楼市，而温州楼市更有70%是靠炒楼拉动，真正买来自住的只有三成。去年温州楼市涨幅远超杭州，市中心最贵的楼盘价格达到了惊人的6万元/平方米。如果商人只是专注于财富的攫取，势必造成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自我价值的失落。金钱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能使人的生存条件得以改善。物质的贫困常常与内心的贫困共存，但财富的到来，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灵魂得到足够的养料。
“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蔡小林说。“有些老板注重吃喝玩乐，追求名利。你赚的钱多、事业成就大，是能带来幸福感，但这都是暂时的。我认为，幸福应该与永恒的价值有关。”
1980年代初，蔡小林从一家事业单位停薪留职，跟亲戚做鞋材生意，当时皮鞋业是温州的主要产业。198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林鞋材有限公司”。如今，蔡小林在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拥有一家2万多平方米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家“索肯科技”有限公司。蔡小林说，在温州他不算是大老板，只是“中等商人”。
15岁时，蔡小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称自己“从小喜欢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恒这些问题”。人口780多万的温州，现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2005年，蔡小林和另两位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针对当时温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团契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课，也邀请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及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等身为基督徒的大企业老板，为大家传授企业管理经验。
蔡小林说：“温州商人中一线的企业家，如正泰、奥康等集团老总，我跟他们接触少，感觉他们很不错。像我们这些中等企业家，还需要在文化底蕴上更多提升。如果温州人只知道洗脚、唱歌、吃喝，做不了大事的。现在温州的企业家也会学国学，读MBA，和国际接轨，而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还要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意义。企业的寿命多则一百年、几百年，但宗教存在几千年了，经过无数次的波折依然屹立，为什么？作为增长最快的宗教，基督教稳定增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我们要把来自信仰的生命力和智慧运用在企业管理上。”
2008年6月，在企业家团契的基础上，20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发起成立了华福慈善基金会，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成为他们的领头人。当年冬天，华福慈善基金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冬衣10万件，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一项慈善活动。蔡小林说：我们给这项活动起名叫“爱里没有冬天”。
“明眸工程”是基金会参与的第二项大型活动。触发他们参与的契机，是2009年8月基金会理事们千里迢迢，来到云贵高原的威宁县石门坎，追思安葬在这里的英国牧师柏格里。100多年前，22岁的柏格里从英国来到石门苗寨宣教，创苗文、办学校、建医院，把石门坎建成了中国西南最高的“文化圣地”。他在一封信里说：“愿以我倒下的身躯，为中国的进步铺路。” 1915年9月，石门坎地区爆发伤寒，当地民众都迁走了，柏格里却留下来照顾病患，自己也被传染，死在中国。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向省里干部讲过柏格里的故事，提出贵州干部要学习柏格里的精神，带领群众在困境中闯出一条发展的新路。
在石门坎，理事们发现那里有很多视障儿童和白内障患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致盲，有的孩子角膜脱落，眼球突出如葡萄般。老板们说：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些孩子，至少表达一下关爱。
温州人要“善行天下”
2009年11月，华福慈善基金会在石门坎开始救助活动，联系当地医院为24名视障儿童做了眼科手术。今年1月，基金会理事们又到威宁、赫章两县开展大型筛查白内障活动，两天时间筛查出80多名白内障患者。得知民盟中央去年12月20日在贵州启动“明眸工程”、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也已派出专家去当地筛查白内障患者，开展复明手术，“华福”就与他们联合行动，共同筹办这场慈善音乐会。
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蔡小林忙得顾不上生意。演出前，有人向上面告状，说华福基金会是私募基金，怎么能在这里募捐呢？有理事问：“如果我的亲哥哥被演出感动了，把钱捐给我，我拿去救助白内障儿童行不行？”人家说：“那也不行！”理事们顿时“大眼瞪小眼，小眼不动弹”。蔡小林说：“只靠我们几个理事，钱不够呀！我们很想让全社会都有机会表达爱心。以前温州人是‘商行天下’，现在我们争取行善，还要让温州人变成‘善行天下’。这个要靠大家，人人有爱心，社会才和谐……”
最后，“华福”邀请了宋庆龄基金会作为“荣誉主办”单位，合办音乐会，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了。蔡小林说：“宋庆龄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它也认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长出席了这场音乐会，还拨款10万元，资助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
温州富商、意尔康集团总经理单志敏并非基金会理事，但他此次也捐出30万元，可资助1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蔡小林本人捐出15万元，他分给朋友们40多张音乐会门票，可望收到捐助2万~3万元。蔡小林说：“我们是私募基金，基金来源必须是理事自己的钱。钱不够，就得扩大理事成员，靠理事的不断加盟来筹集资金。不管信仰如何，我都希望他能加入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我们华福基金会是零费用管理和运行，所有理事出差去四川、贵州，机票、住宿全部自理，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临时帮助做事的人也不拿工资。在剧院门口发宣传资料的，是青年义工。我们想做真真实实的捐赠。”
喜乐是福
2007年4月，温州籍富商、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成立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第一家个人私募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截至去年11月，王振滔已累计向社会捐款1.05亿元，他说：“也许某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会把财富赠送给慈善机构。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不可能，说说而已，我说，给儿子够用就行，这样才能让他们做更好的事情。其他的捐给慈善机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只有懂得回报社会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王振滔的财富观得到蔡小林的赞同。“商人到了这一步，会更深层地思考永恒的问题。我认为，人就像是一个容器，容器的价值与它里面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如果里面装的是宝贝，容器就变成了宝盒。每个人的财富有限，车子、房子是有限的，儿女也终将离你而去，这么多财富你要带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想到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的心灵被外界事物控制，受到社会的诱惑，整天吃喝玩乐，想靠它们填满心灵的空虚，只能是暂时的，过后会更加空虚。”
“华福”基金会的理事们捐钱时，有人说：“因为你们是有钱人，才会捐。”蔡小林不认同：“捐钱多不多不能衡量你的善心大不大，要看你留下的钱多不多。你有1亿的财产，捐出100万，才捐了1%。如果你有10万元捐出9万，就捐了90%。”
其实温州也有很多穷人，有很多白内障患者需要帮助。蔡小林遗憾自己没办法成为商界领袖，因为他的事业不大，没办法“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地去帮助更多穷苦人。蔡小林有一子一女，他跟儿女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把钱全都交给社会。”
那么，财富对子女意味着什么？蔡小林回答说：“过去我们是为孩子赚钱，现在会考虑到整个社会。孩子长大后要面临工作、家庭等问题，我有钱，可以买一套房子给他们。以后他们工作稳定，每月能赚几千元，生活就没问题了。如果他要靠自己买房，当房奴，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了房钱。我不想让孩子接我的班，因为鞋材这个行业比较辛苦，工人多，管理难度大，产品附加值低。但我可以为社会解决八九百个劳动力的就业，可以为国家创一点税收。我们小林鞋材连续五六年都是瓯海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企业，在这个行业的名次也不错。”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一是喜乐，二是满足。”蔡小林说，“你赚了钱会高兴，但并不是所有钱多的人都能喜乐。最大的喜乐是舍。我也这样教导孩子。赚钱并不太难，怎么花钱却有些难。花钱意味着一种责任。你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要忠于职守，尽忠竭力地管理好、运用好财富。有了信仰，哪怕你今天没钱赚，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生命也一样精彩。”
商战之外的心灵牧场
文 韦 薪(美国)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GDP都能维持8%或以上的增长，这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值得国人自豪。然而激发活力的竞争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改革开放固然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更加幸福，因为生理需求只是人类诸多需求之一。
实现自我的悖论
美国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性的理解颇有见地，他把人的需求用一个五层高的金字塔来表达，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被爱需求，尊严与自尊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并没有满足人的全部需要。一个高度竞争，快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活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满足。
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社会改变太快，人们害怕赶不上，并有随时失去工作的可能。过分忙于工作也使人没有时间满足他们爱的需求——年青人没有时间谈恋爱，有家室的人没有时间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人与人之间更为膈膜，我们只能藉欲与激情的满足来代替爱的满足。
至于自尊，工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失去自我，人们只是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螺丝钉。卓别林在1936年的经典之作《摩登时代》早就宣示了工业社会这一问题。因此很多人为了肯定自我，不惜不择手段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或是掉进无休止的贪婪里，只不过是为了炫富，最终甚至身败名裂。
我曾向专业人员提供创业辅导，言谈中，常有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在原公司产品中预留了一些“虫子”(bug)，以便日后夺取市场。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种满足感的追求，也就成为动力。但这就像吸毒一样，若钱不能继续赚下去，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的生活，已经失去制衡的力量，很不快乐。又如美国成衣业容许退货。一般退货率总在7%～8﹪左右。但这种政策若在中国推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滥用，甚至有令企业倒闭的风险。
这样的社会也不一定能给人更多发挥自己的机会，因为在一个极度竞争的社会里，人们更不能付出犯错的代价。就以我最熟悉的IT企业来说，很少有公司会愿意让一个没有经验的员工去开发一个他没有把握的产品，而情愿让员工无休止重复他本来就做得熟练的工作，至于一天那个工种的需求消失，员工面临失业，那就与公司无关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社会生态无意中鼓励了人们唯利是图，凡事只从经济利益看，人被看为与机器一样的生产工具，进而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择手段。
另一种价值谱系
这似乎是市场经济无可避免的代价，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人的自利心，自私的心态如果不加以调节平衡，一定会产生弊端。马克思的批判因此是有道理的。如何才能减少或避免这些因为恶性竞争而产生的负面后果？一些已开发国家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镜。譬如美国，虽然她采用市场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却能长期保持高度的生产力，尤其在创意产业方面引领全球。美国也有恶性竞争与其他经济问题，譬如说2001年Enron公司的诈骗案，2008年次贷风暴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罪案比较少，而且在出错之后能够自我修正，人们一般对生活的感受也比较正面，它的秘诀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必须从认识美国的文化开始。西方文化的根源，一是从希腊、罗马承传的希罗文化，另一是因基督信仰而来的基督教文化。希罗文化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则为西方人提供了道德基础。后者对美国的影响尤甚，因为他们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信仰最虔诚的清教徒，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人同时也是最勤奋、生产力最高的一群人，他们的信仰与理念一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发展。这种文化强调爱、服务与饶恕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能平衡自由竞争的负面影响，
强调爱，让人在竞争的环境中仍然看重个人的价值与权益，做到真正以人为本。一般人对自我价值的衡量，在市场经济中都是把人当作商品考量，因此人的价值取决于才能、学位与财富。在这样的文化里，人不可能得到尊严的满足，因为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出人头地。只有设立另外一种价值谱系，就是说，不管你的才干，地位与财富，你都是有价值的，这样，人才不必藉着不择手段的竞争来寻找满足、实现自我。
其实看重人，不只无损竞争力，常常更是提高竞争力的秘诀。以前我在硅谷办公司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一句嘉许的话，一个认可的眼神与拍拍肩膀，常常比加薪更能激励员工的士气，因为加薪只能增加人对生理的满足——譬如可以到馆子大吃一顿，或安全——譬如银行的存款多了若干，但是拍拍肩膀却能叫人觉得被爱与被尊重。
美国社会充满了成功却不自满、且能回馈社会的例子。耳熟能详的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在2008年把他所有的财富580亿美元全数捐赠作慈善用途，不留给自己的孩子；知名的高露洁牙膏的创办人威廉·高露洁把他公司30%的利润奉献作慈善用途。这些事例在美国非常普遍，在中国还不多见。原因何在？不管这些人的个人信仰如何，他们都受到爱的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沦为恶性竞争、损人利己的奴隶，能够把个人的成功升华，得到一个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满足的人生。
这种工作观也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出人头地而已，它要求人以服务他人为人生最高尚的目标。以美国的总统为例，每一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都需要公开他所有的财产，当他当选总统以后，他的财产需要交给一个管理公司来托管，避免藉职位谋取私利，因此在政府里工作，不只在金钱上得不到好处，而且常常会带来损失，但是美国就有这样的“蠢人”，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服务社会与国家。惠普公司的创办人，董事长兼行政总裁David Packard,就是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毅然辞去所有职位，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次长，因为他们觉得服务他人更为满足。
这也能从日常琐事中看出来。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闭户。车子在公路上抛锚，多数都会有人自告奋勇来解救。《读者文摘》曾选择10个大城市，用故意丢弃钱包的方式来测验人们的诚实度。结果有70﹪的人在拾到钱包后，会按着钱包中的电话号码通知失主。
美国文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承认人非完人，人性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容许人有犯错的机会，只要人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功课，就能从头再来。这样的观念，能让失败者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能够“再生利用”，卷土重来，又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包容与和谐。就以林肯总统为例，他经历了多次的生意失败与竞选失败，但是他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
中国人也有“大我”的观念，但近数十年来经过屡次波折，人心已冷。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钱看的因素之一。另外，东方文化虽然也强调做人的大道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但我个人观察，其出发点已经沦落到以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为优先。中国人讲究的是“光宗耀祖”，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与是非的规范是建立在关系的远近上。
反之，西方虽然奉行个人主义，但也尊重他人权益，强调“要爱人如己”。这种价值观也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见危机或困难，人仍然可以藉着信仰得着平安。不管是果真如此还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当事人而言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安全的需求也就得到更大的满足，能把注意力不放在抗争、埋怨上，而放在解决问题上。
溯本求源，这不只是一个受教育与否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制度、法律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主义”的问题。价值观背后的动力，才是关键。只有拥有以爱心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这种动力来自“傻气的执著”，来自对人类“打不倒的乐观”，来自“不灰心的爱心”；来自“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生命”，这生命带来了人生中的质变，而不只是量变。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公司的文化一样，能够对这个团体的将来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言，在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中，最后脱颖而出的一定是一个拥有最优秀、最高尚文化的国家。反之，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没落，通常是从她的文化没落开始，即使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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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杀“旺季”到来 畸形成功观成罪魁祸首
谁杀了北邮男博士
罪魁祸首是全社会畸形的教育观、成功观，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区、阶层之间落差巨大的资源分配
文 | 舒泰峰
与纷乱的春天一起到来的，是大学生自杀“旺季”。
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一跃而下，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南方学院化学工程系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自杀身亡，据称与考研压力大有关。
大学生自杀似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发生63宗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北京、上海各23宗。2009年，学生自杀趋势有增无减，仅上半年，北京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这一年年尾，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对于北邮博士的死因，校方三缄其口。不过，此后，该博士一封声泪俱下的遗书在网络上被广为流传。遗书如同一封对社会的控诉书：“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
遗书透露该博士来自一个贫寒家庭，他的母亲“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并且是“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为此他一再向母亲表示歉意。
这位博士的压力是双重的，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极度贫寒的家庭和母亲自我牺牲式的付出增加了其必须成功的压力，让他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显得格外敏感和脆弱。
不成功便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悖论：越是家庭贫困的，越是要以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决心去攀上学位高峰，而在目的达到之前，这个学生及其家庭很可能已被耗尽。杨元元事件后，有分析指出，是盲目考研杀害了杨元元（她考了四次，最终在27岁考上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
其实，盲目考研只是表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全社会畸形的教育观、成功观，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区、阶层之间落差巨大的资源分配。
当下社会，人的成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物质标准。具体到教育，能否取得硕士博士等高学位、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能否去北京上海就业，都是重要指标。如果不符合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这个大学生“失败”了。
我们不忍也不该去责怪死者，毕竟他们的悲剧是社会的产物。重要的是他们的死应该让生者警醒：“不成功便成仁”的社会观念应当变一变了。
2009年，“蚁族”成为年度热词，他们无疑被当成了“失败”者。今年两会期间，一位热心的政协委员探访北京蚁族聚居区时还流下了眼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生存条件恶劣的大学生对同情却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奋斗期”，不需要外界如此关注。他们有知识、心态积极，而且时间也站在他们一边。反衬之下，却显出社会心态的庸俗和功利。而支撑这种社会心态的，是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教育目标单一，大城市马太效应，官本位，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机会不平等。
对此，一个重要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教育入手，以国家教育政策的变革来引导社会观念的变迁。当下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暴露出，我国的高等教育过剩而职业技术教育匮乏，一方面许多具有高学历的大学生找不到岗位，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却频频爆出招工难---那里缺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的劳动力，如高级技工等。
这是教育结构上的重大缺陷，呼声持续多年却不见实际改变。不久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中国高教毛入学率要从目前的20%多增长到40%。有学者估算，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最多达到1万多美元，大学入学率却要达到现在国际上人均3万美元的水平，过于超前。有人分析说，这可能导致教育结构和人力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美国《时代》周刊近日推出封面专题，预测未来10年的10大趋势，“捍卫‘失败’的自由”位列其中。文章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人有四大自由：言论、宗教、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如今再多一项自由：“失败”，可谓第五大自由。
受此启发，我们呼吁给大学生以“失败”的自由---学位不必硕博、就业未必在大城市、不一定刚起步就是白领、薪水过万⋯⋯而这一切，不是一句“转变观念”的虚言就能达成，要靠公共政策的切实改变。■
摘录几则网友评论
搜狐微博:山中三毛 138218156 2010-04-06 15:37:57
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看着孩子们苦苦读书的背影，我无数次感到莫名的酸楚，他们太不容易了.....读完的结果更让人窒息......
搜狐北京市网友 138223509 2010-04-06 19:08:32
我们学校去年就跳了七八个，也是985高校，只不过都没报而已
我已经40多岁了，也不是混得很差的。但是我看得见，社会的不公平
我的单位是学校，来学校做老师的都是专升本的和那些差等生，工作完全不能胜任！他们有钱有关系哦！！
但是我们这儿想来一个好一点学生，我们工作急需要也来不了，因为他个人没权力！！
这就是这个社会，前几天听得一个故事，煤老板为他儿子近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花了90万了！谁能花得起？博士又怎地？！你没钱哦！！
前几天一个熟人考公务员笔试进去了，打算花15万打通面试官！！这就是这个社会哦！！你有知识？没用，官员们会说你能力不强---什么是能力不强，就是不会送礼罢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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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高毒农药大量使用在蔬菜瓜果上
泛滥的高毒农药大量使用在蔬菜瓜果上 |
泛滥的高毒农药
近年来不断爆出的毒豇豆、甲醛白菜等事件，让人们对高毒农药的滥用情况空前关注，事实上，国务院在2001年就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 在2010年做了新的修订，而各部门，各地政府也相应出台了各种具体的管理办法。但是，蔬菜水果的农药滥用，却日益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大问题。现在，高毒农药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对此的重重禁令起作用吗？ 6月17日到6月27日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经济半小时》记者来到了农业大省陕西，对该省的重要蔬菜基地渭南市进行了调查，关注危险的农药。
一、渭南农资市场上百家农药店
高毒农药随处可见
渭南位于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 素有“关中粮仓”、“陕西棉仓”之称，拥有粮食、棉花、苹果等10大农产品基地，这些农产品广泛销往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在陕西渭南的农药市场里，各种高毒农药泛滥，经销商违法违规，随意销售，既不要求出具证明，也不进行实名登记，根本不管这些高毒农药的注射和用途。那么这些被轻而易举地买到的高毒农药，当地的农户究竟又是怎样使用的呢？
在陕西省渭南市民生街上的农资市场，遍布着大大小小近百家农药商店。记者随机走进一家，看到店内堆放着几大箱不同品种的农药，记者以打地里的虫子为由向店主咨询，这位店主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推荐了国家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氧乐果”。
在农药店买到的国家明令限制使用农药“氧乐果”
氧乐果又称氧化乐果，是一种危险的高毒农药，早在2002年农业部就明令要求对它限制使用。但为了推销农药，这位店主却忽悠记者，说氧乐果只是中毒农药，可以随便用在任何蔬菜和果树上。
除了向记者推销氧乐果，这位店主还说他们有更厉害的杀虫药甲拌磷。记者看到，店主是从几大箱农药的最里面拿出了这瓶甲拌磷农药，甚至店主本人都不敢直接用手接触药瓶，而是拿一个塑料袋子套住了瓶子，他小心翼翼的动作似乎生怕农药泄漏出一点点来。记者看到，这种农药的瓶子上画着恐怖的高毒标识，使用说明上也明确标注着：只能用于棉花拌种或浸种，禁止用于粮食、蔬菜、果树。但这位店主却热情地向记者推荐用这种农药给蔬菜除虫，并声称什么农作物都可以。
国家明令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甲拌磷”被肆意出售
农业部从2011年起就要求“高毒农药经营单位核定规范化、购买农药实名化、流向记录信息化、定点管理动态化”，做到“高毒农药100%信息可查询、100%流向可跟踪、100%质量有保证”(标板)。陕西也于2012年在全省统一实行高毒农药“五项制度”的严格管理，要求对高毒农药产品的来源、购买者身份、购买数量、购买时间、购买用途、联系方式等进行详细登记，凡购买高毒农药的人员，必须凭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以及所在地村委会或合作经济组织出具的种植证明，根据需要限量购买。但在渭南的这家农药商店里，店主没有要求记者出具任何证明就把“氧乐果”和“甲拌磷”这两瓶高毒农药卖给了我们。店主告诉记者，这些不是剧毒的，不用登记。
为了让记者放心，这位店主反复说这些农药都不是高毒的，既不用出具证明，也不作任何登记。就这样，记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这些高毒农药。随后，记者又走进了另一家农药店。这家店主听到记者是外地口音，显得十分警觉。她表示农业部明令禁止和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她都标注在了墙上，自己店里绝不会出售。记者询问店内为什么还摆放这些药，店主却说农业部禁止买卖，这些药并不出售。
正当记者打算离开的时候，这位店主却向记者推销起一款名为3911的农药。为了多做一笔生意，这位店主转身进入背后的隔断房间，伴随着一股刺鼻的农药味儿，她从一道非常隐蔽的房门里提出一大瓶农药。记者发现正是甲拌磷。店主告诉记者，这是杀虫的好东西3911甲拌磷，一公斤24元。
原来，这位店主向记者热情推销的3911农药正是农业部明令禁止用于蔬菜水果的高毒农药甲拌磷。在这家店里，记者发现它同样没有按规定对高毒农药进行专柜经营，没有实名购买登记。这些违法违规、随意销售高毒农药的店主难道不知道高毒农药的危害吗？一位店主告诉记者，由于当地菜农果农经常大批量购买高毒农药，他们自己根本就不吃本地产的蔬菜和水果。
这位农药经销商告诉记者，由于农民频繁使用高毒农药杀虫，现在的虫子都有很强的抗药性，他们卖农药的都清楚，这些农药其实最后都是被人吃了。因为抗药的食心虫已经形成，即便把苹果扔到不兑水的药里面，照样杀不死。但是如果人食了苹果，这个人的寿命会从60岁减到40岁，40岁减到20岁，属于慢性重度自杀。
二、自家菜拒打农药，对外销售却喷洒高毒农药，药品危害农户心知肚明
我们看到，陕西渭南当地的农户们对高毒农药的危害心知肚明，连他们自己都把对外销售的蔬菜瓜果和自已吃的蔬菜瓜果分开来种，对外销售的蔬菜瓜果他们随意喷洒高毒农药，而自己吃的蔬菜瓜果则宁肯虫咬烂了也不打农药。国家对于农药滥用出过很多严格规定，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屡屡发生呢？
华县是陕西省渭南市重要的蔬菜基地，记者来到华县三小镇一个规模较大的蔬菜种植区，刚进入这里，记者就闻到了一股强烈而刺鼻的农药味。在这里，记者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农药瓶、农药袋和针剂。在园区的路中央，记者还发现了这种叫“克百威”的高毒农药包装袋，国家规定这种农药是绝对禁止用在蔬菜水果上的。按照2008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六条规定：废杀虫剂及其包装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显然，这条规定在这里也完全没有得到执行。华县三小镇的菜农告诉记者，蔬菜没有病也要防治，一般10天打一次药。
这里的菜农告诉记者，大棚蔬菜高温高湿，非常容易患虫害，因此即使蔬菜没有病，他们平时也要打药预防。在十几座大棚之间，记者意外发现了一块露天种植的菜地。这位80多岁的菜农告诉记者，这是他家的自留地，老人说他只吃自留地里的菜，从不吃大棚长的菜。市面上卖的蔬菜农药胡用，现在很多人得癌症，都是吃农药吃的，像韭菜虫多就经常用3911，老人还劝说记者少吃韭菜。
大棚蔬菜园区里到处丢弃着农药废物
事实上，对于这些禁药的毒性，菜农们心知肚明，但是依然大量使用。菜农告诉记者，还有人大量买巨毒农药，有用时一家人买一箱，一箱子就是十来瓶，把药浇在水里，所以一般不要吃韭菜，癌症都是这些农药造成的。
这位种大棚菜的农户告诉记者，与普通农药相比，高毒农药价格更便宜，以有机磷类的高毒农药为例：300毫升包装的每瓶7-8元，1瓶兑3-4桶水，可以喷1亩地。每亩用药成本不到100元，比普通农药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一的成本，而且高毒农药打虫的效果还要比普通农药好得多。菜农说，冬季蔬菜苗没长的时候就把农药灌了，等覆盖以后就不用打了，那就是高毒农药。韭菜一般用3911农药，残留期有一个月两个月。
这位菜农告诉记者，对于韭菜种植来说，采用高毒农药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因为土壤当中有一种叫韭蛆的病害虫非常抗药，不用高毒农药，很难防治。菜农说，他家以前种韭菜的时候，灌溉的就是高毒农药。
农户们随意使用高毒农药，那么一些上规模的种植基地又是什么情况呢，在渭南市大荔县的一个规模化蔬菜示范种植基地，记者在一个蔬菜大棚的墙边角落，竟然看到了一只被丢弃的农药空瓶，瓶子上清晰地标注着这是一种叫“水胺硫磷”的高毒农药，瓶子上还明确写着“不可随意丢弃”的字样。这种名叫水胺硫磷的高毒农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于蔬菜水果，
2010年海南毒豇豆事件农药残留超标就因它而起。记者注意到，在这个高毒农药瓶子不远的地方，还树立着“孝义镇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大牌子。当地菜农告诉记者，不仅仅是水胺硫磷，在当地的农药供应点，菜农能够轻易地买到各种高毒农药。到药店里就有人给你配，腻虫配高毒药，比如异柳磷、甲拌磷等。
高毒农药“水胺硫磷”的空瓶被随意丢弃在蔬菜示范园区内
更让记者震惊的是，当地农民不仅随意给蔬菜上喷洒高毒农药，而且喷药的频率还很密集，有时两三天就会喷一次，远远超过了至少需要7天的农药间隔期。
记者在渭南市的四个县区一路走访，实地调查了十多个村子。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菜农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会有一块自留地，自留地里有些菜看上去品相不好，但当地农民只吃这种菜。菜农告诉记者，自己家吃的蔬菜不打毒性大的药，卖的可以打。
自己吃的菜不打药，卖的菜则随意打，这样的现实让人怵目惊心。不仅蔬菜如此，水果的农药也同样如此。在渭南市的葡萄之乡浦城县，记者就遇上一位果农正在给葡萄喷药。果农告诉记者，有蚜虫的时候用高毒一点儿的农药，比如异柳磷，药店就可以买到。异柳磷又称为甲基异柳磷，同样是高毒农药，国家规定它只准许用于拌种或土壤处理，不能用于防治蔬菜害虫和进行果树的叶面喷雾。
渭南当地菜农家家都有自留地，从不敢吃大棚菜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位果农种的毛豆有许多虫咬的痕迹，但这位果农只顾着给葡萄喷药，却不肯往毛豆上打一点点。果农告诉记者，毛豆是自家吃的，就尽量不打高毒的农药。
这位果农告诉记者，村头的农药店有很多高毒农药，而一些被国家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农药，往往也只是换个包装和名称，在他们这里随处都能买到。果农说，现在农药的品种很多，今年叫这个名字，明年重新换个名字，换汤不换药。药店也会告诉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三、央视财经评论员：农药泛滥诱发癌症增加
记者在陕西省渭南市看到，商店随意出售高毒农药，农户随意喷洒高毒农药，情况触目惊心。为什么那么多法律法规都变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农民们对高毒农药如此依赖？为什么生态环保的种植技术得不到农民认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蒋高明长期跟踪调研高毒农药泛滥的情况，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作为农药生产、使用的第一大国，单位耕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出3到5倍，而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农作物面积接近百分之百。
央视财经评论员蒋高明说，在中国不用农药的量，占整个18亿亩农田万分之一都没有。专家这么说，官员也这么说，庄稼吃农药，就和人吃药一样离不开，就跟吃饭一样离不开，不打农药的地非常非常少。
蒋高明认为，近十多年来农药泛滥，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农药的大量使用，良莠不分地杀死了大量害虫的天敌，严重破坏了农田的生态平衡，并导致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农业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农药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高毒农药对空气、土壤和水，包括人类之间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影响。蒋高明认为，从源头来讲，第一，破坏生态平衡，不光杀害虫，把益虫也杀死了，还有疫苗也杀死了。中国用农药的量是最高的，生产的也最多，因为很多国际上的农药公司，国外的发达国家的都关门了，都搬到中国来生产，所以生产量很大，用的量也很大。
在蒋高明的多地调研中，他曾亲眼目睹许多经常喷洒高毒农药的农民最后得癌症死去。他还发现，因滥用农药，各种器官的怪异病类正大量增加，农药滥用已成为诱发癌症的罪魁祸首。
蒋高明说，如何走出高毒农药违规使用，而造成的农产品安全的困境。原理实际上很简单：预防为主，虫子哪儿来，肯定它是一个物种，虫子生虫子，两性交配以后，雌虫回到地里产卵才有后代。但是我们通过一定的技术交配以后，不准你回到地里去不打药，益虫也活过来了，益虫还要吃它，另外，一些鸟也要吃害虫，我做过很极端的实验，让叶子吃掉一半，光合作用还在加强，植物又补上生长作用。但这些道理我们一概不告诉农民，卖农药的人一概告诉他，他希望卖更多的农药，老吓唬你赶紧用我的药，不用药颗粒无收。
2010年1月，海南省陵水县5个城镇的豇豆被测出水胺硫磷高毒农药残留超标，由此掀起海南毒豇豆的轩然大波。
2010年4月，青岛九名食用韭菜的患者中毒住院，之后被查出韭菜农药残留严重超标，这种毒韭菜正是被使用了国家禁止的高毒农药甲拌磷。
2013年5月，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爆出的毒生姜事件，部分农户使用的剧毒农药神农丹，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
对于这样一组数据，蒋高明认为，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的背后，它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是讲究实惠的，也就是说他要求比较低的成本，比较好的效果控制出虫害，他要的是产量，产量就意味着下一步的效益。高毒农药某些方面用的量很少，另外药便宜，地下生产的躲避了国家的监管，毫无疑问，便宜、有效、高效，当然同时也高毒。
蒋高明说，要真正从根源上杜绝农药滥用，国家就应该在进一步加大农产品安全生产补贴力度，而市场和消费者也应该多购买优质优价的农产品。他说，农民双轨制，他自己生产的食物不打农药，或者打的少。很简单，城里人说把你这小块卖给我，高价愿意买他就给你扩大，如果不想多花钱，只能很放心的他自己留着，不会卖给你，这个就是优质无优价，劣币驱逐良币，最终造成很无奈的一种现象。
半小时观察 别让措施只在墙上体现
涂药黄瓜、有毒豇豆、甲醛白菜、 农药违规使用，高毒农药泛滥，正在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之祸。尽管推泼助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陕西省渭南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监管体系，墙上贴了有高毒禁用农药产品，经销商照卖不误，农户对虫害一筹莫展，随意使用高毒农药，已经延伸到乡村一级的科技推广体系体现在哪里？记者随便走访，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接一个，监管部门是不知道还是管不了？虽然我们不能一棍子全打死，可是我们依然要问，为什么职能部门不能在源头发挥效用？我们盼望当地政府切实负起责任，别让措施和办法只能无力地贴在墙上，别再让百姓为吃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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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分之一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报告分析，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房产仍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报告分析，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家庭资产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据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谢宇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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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中国教育的折腾
作者：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本季度正是一年一度高考、中考、小升初的时候，教育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借此我们想讨论一下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问题。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仅关系到目前的改革转型，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1，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邓小平当年曾说，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是重灾区。此论不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教育也有进步。比如，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据教育部的统计，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305.86万人，其中，72.83%的人已经学成回国发展。而且留学生呈年青化的趋势，从成人、大学生向中小学生发展。再如，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展，现在每年有900多万高考生，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还有，学校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有些过度排场和富丽堂皇。但是，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失误也很明显，甚至相当严重。这也许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其乱象和败象已经显现，翻开报纸，也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事例。
――中小学划分学区，就近上学，但择校仍然是金钱开路。按照学校的知名度，十万八万甚至更多。
――高考作弊时有发生，枪手代考也相当突出，甚至学生、家长、老师合谋，网上也公开招揽生意。
――高考加分问题不小，照顾和特长变成了特权。体育加分，足球4万，游泳8万，给了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另外，报名办证先得交钱，5万一个。有的穿上队服，照个合影，有的做做样子，测试一下，裁判帮忙就过了。
――高校为了经济利益，都办有MBA、EMBA，本来面对的是工商界人士，现在“一半是政界人士”。北大招生办的于老师说，“学费66.8万，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级别需正处级以上”，而局级以上需要79.8万。很多是“官员请客，企业买单”。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经畸变成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和“资源聚集地”教授、院士也可以用钱来买。
――高校命案不断，很多学校每年都有因为学业压力、情感失恋、琐事纷争而跳楼、上吊，甚至动刀杀人。至于大学生犯罪，像药家鑫、马加爵等，就不用说了。
总之，教育危机，社会危机已经摆在面前。
2，教育失误的原因
首先，我们的教育完全功利化了，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横行肆虐，包括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健康心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充满爱心的人，而是在技能上和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机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份能够搛大钱的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直到今天，这一方针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和批判，反而在继续贯彻实行，而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公开、越来越严重，以至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又来了个分数挂帅。教育尚未摆脱政治的控制，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之中。
其次，我们的教育思想专制主义盛行。思想专制主义通过高考的指挥棒，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不辨是非，不分香臭，只会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阶级斗争教育使学生丧失了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对他人、他国的灾难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不仅不把敌人当人，而且把自己的同学、朋友、师长，甚至父母当仇人、当敌人。因此，教育思想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奴化教育、蠢化教育、毒化教育。学生成了学习的奴隶，习题的奴隶，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出版商的奴隶。老师、家长都受到思想专制主义的残害。
再次，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程式化和知识化。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思想、有感情的鲜活的人，应当是一桩灵活多样、生动活泼、身心愉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教育有一套周密的训练体系，一套标准答案，一套规定动作，教育变成了流水线，变成了养鸡场。中小学生天天做习题，训练的是解题的技巧。大学生为了学分，除了专业课以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没有时间读书，特别是读原著和读经典。一切教育活动都技术化了、规范化了，都有量化指标，课堂教学有一套模式程式，连各个部分教学的时间分配也有规定。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哪一级刊物发表。教学评估也都有一套打分的指标体系。
3，教育不能再折腾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但是，60多年来，教育的折腾不断，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折腾少了，但教育的折腾还在继续。以大学教育为例，回顾一下教育折腾的历史，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教育折腾的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调整，肢解了民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了综合大学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了包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在内的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重工轻理，取消了不少学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学科，导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
――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全国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58年秋天的23500所，没有办学条件，没有师资，没有生源，学校数量的大跃进变成了教学质量的大倒退。
――1958－1976年的高考不宜录录取政策。从1958年起开始对高校学生进行政审，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遂使教育不公平合法化。
――十年文革，学校停止招生，先是批判斗争老师，后是打派仗，甚至动枪炮，大批青年上山下乡，高等教育受到全面摧残。很多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小学生的水平。
――19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高等教育恢复正常，但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利起了一股合校风，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强制合并成412所高校。不仅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而且失去历史特色，丢掉专业优势，百校一面。
――高校扩招和建大学城。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拉动内需，1999年实行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招生数比上年增加42%，2000年再增加35%，2004年在校生800万，第二年增加一倍，达1600万。大学生扩招，研究生也扩招，现在是博士、硕士满街走。随着扩招而来的是各地都建大学城，圈占农田不说，造成的浪费也不论，校区远离城市，教授住在城里，没有高校的传统气息，没有城市的文化氛围，只有几座空旷的大楼，简直是一座孤岛，甚至是一座鬼城。
从以上折腾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官员办教育，权力代替教育规律，维稳代替了人的培养，学校没有独立地位，教授起不了决定作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此，教育改革不是小改小革，而是教育理念的根本变化，教育是为了人，要以人为本，让人快乐、让人自由、让人性升华，让人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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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道德水平低下？其实不是！
好多年前，台湾好穷，不仅是穷，而且乱。不仅是乱，而且人人满腹幽怨，满脸悲愤，出门都带着扁钻，一言不合，扁钻相见。
那时候的台湾人，根本不理会什么道德或是秩序，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
台湾人对此习以为常，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但有个美国人到台湾，发现公交车下挤成一团，年轻的学生和成年人在车门口你拼我争。当时这美国佬就震惊了，写了篇文章，讥讽台大的学生们枉为读书人，连上公交车排队的意识都没有，太原始太粗放。
台湾报纸把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出来。
这封信，让当时台大的学生仔们，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如坐针毡。于是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如何恢复名誉，重建自尊。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发起一场道德自律行动。
此后台大的学生再有事上街，上公交车时坚决不挤，而是要排队。他们希望从自己做起，拉动整个台湾的道德水平提高。
他们说：一点一滴，从我做起。
他们说：不要抱怨环境不如人意。
他们说：你就是环境，你怎么样，环境就怎么样……
一段时间过去，效果极为明显——台大的学生仔，发现他们好悲惨。如果他们排队的话，那他们就坐不上车，因为他们排队丝毫也不影响别人的不排队，最后结果是，公交车满载着争挤的人，扬长而去，扔下一排傻兮兮排队的学生仔，在冷风里瑟瑟发呆。
台大学生仔的道德自律行动，彻底失败了。
他们没能拯救了台湾的道德，相反，善良的学生仔们，发现自己都变成了伪君子。车没来时规规矩矩排队，公交车来到，就听一声呼啸，队伍立时解散，所有的学生仔都疯了一样往车门里挤，不挤就甭想上去。
报社也知趣的不再刊登批评类型的读者来信，登那玩艺儿干啥？问题又解决不了，徒然让人难堪。
就这样大家又狂挤几年，终于有一天，台湾人醒过神来了：他们遭遇到的，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
早年，台湾人之所以不排队，并非是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公共资源配比出了问题——公交车的班次太少！
公车班次太少，等一次要好久。人多车少，车来了你如果挤不上去，再等下一趟，就会耽搁自己的正事。哪怕你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
此后台湾方面有意识的增加公交车班次，结果一夜之间，台湾人的道德水平大幅飙高。横竖车上有许多空座位，下趟车几分钟就会驶到，只要不是太神经，谁也不会争先恐后。
这件事情让人们发现，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配置出了问题，就会对民众无竭止的提出道德要求。而且这里边还有个规律：对民众道德水平要求越高，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就越大。而一旦社会资源配置理顺，道德问题不再是个问题。
把社会资源配置问题，转嫁为民众的道德问题，这其实就是北岛先生的愤怒。
中国经济直线飙高三十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社会财富。但由于社会财富配置失衡，导致了怪事不断，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为了生存，只能做些昧良心的事。否则他难以生存。
就因为财富配置瞎胡闹，才会出现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多吃多占的问题。才会出现中国经济总量直追美国，年轻人满山满谷到处想找个工作，在职职工理应提前退休，却反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奉献的怪事。才会出现高速公路收费成瘾，甚至敢说收费亏损的怪事。
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道德高地就会隆起。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人类毕竟是经济人，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
社会道德的水平，跟其社会的需求成反比。具体说来就是，越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希望道德来救场时，就越是道德每况愈下，甚至跌破底线。仅仅是因为这期间恰恰是经济资源配置出了问题，不解决问题而求之于道德，无异于钻冰取火缘木求鱼。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只要有基本的道德意识，不打架不骂人不咬狗不抢猫粮吃，就活得很幸福了。相反，在一个经济配置失衡而导致人心失衡的社会里，纵然是你对老百姓提出再多的道德要求，也是糊弄不过去的。除了造就一群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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